事实上这种说法对我们的经验逻辑和六根所感知认识的世界来说，也许是正确的，有价值的。

［2］与海氏的关于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境界相对应，有学者认为庄子是最早倡导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境界的哲人。要想很好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依赖于构建完备的信念体系和见地，必须不断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以及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和心灵的终极关怀。

因此，佛家和道家之所以不提倡刻意追求奇技淫巧（包括追求所谓艺术美和艺术的精巧），更反对人们用任何技能法术去获取追求享乐和舒适，包括精神的享乐，其深邃的旨意正在于此。非气质性病变的思想问题和心理精神问题是不能用科学来解决问题的，科学在这里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必须依赖于信念体系（包括宇宙观、社会历史观、人的价值观以及总体的思想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超科学的信念取向和把握）的调整和转换。也就是意味着人的自性或佛性能得到了充分无碍地显现，就能够与宇宙大道和宇宙的总智慧圆融为一、全息相应。并且这种交往大多数必须以当场兑现的方式才行，欠情的交往方式都不大行得通，熟人之间是这样，朋友之间，甚至家庭之间都是这样。其方法更多采用的是体悟性的、内省的高妙修炼方法而不是仅仅凭借人智的理性思辨、借助语言逻辑概念甚至思维去进行所谓实践出真知的方法。

也即是最高妙的禅境至地。［10］因此诗意和审美的追求，才是具有永恒存在意义的至高追求。跳出对立式的学术思维，我们看到，许慎的学术气魄不在于对今文经学的全面抗衡，而在以士人之身担当经学一统的文化使命。

这种带有革命性的正名转型，延续了《异义》的经学理想——无论是对今文经学的挑战，还是对经学秩序的重构，《说文》也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 注释1相关综述参见刘青松：《〈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5页。这种将阴阳、卦象、爻变、律历、蓍数、占卜融汇一炉的《易》理建构，深刻回应了两汉经学建构天人一统的大方向。前者是来自庙堂的、基于今文立场的经学一统，后者是来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立场的经学一统。

作为东汉经学的中心事件，白虎观会议具有重大的学术影响。象是《周易》哲学的根本范畴，圣人在众多物象中提取卦爻符号，代表天地万物中的基本现象。

先秦以来的正名思想对中国训诂学影响深远，作为一种训诂方法，声训对名实关系的解释不仅揭示语言意义上的命名理据，更在义理层面展现名实结合的必然性，由此建构博大缜密的名的秩序。或以三家《诗》为正篆本字，以毛《诗》为重文。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

这种将今古文经说纳入先王之道的历史纵深，以多元的圣人之法调和经学矛盾的思路，在《异义》之中并非孤例，对郑玄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21】。元和年间，章帝欲统一礼乐制度，命曹褒统领其事，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11】。作为人文世界的源头，无论汉字的本源性、表意性还是体系性，都为许慎会通形义、整齐经说，从而建立贯通天地人的一统秩序提供了重要支撑。正如陈澧所言：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

许书虽《诗》称毛氏，而实亦兼采三家，其取舍之道，则以本字本义为依归者也。14 诸可宝：《许君疑年录》，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第963-964页。

26 相关驳论参见黄永武：《许慎之经学》，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第18-22页。其次，博士门户与繁琐章句互为表里，想要突破门户、鼓励通学，必须对章句之学进行删削、改造，这也是光武帝、明帝以来一贯的经学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说文》声训对音义关系的阐明，以汉字形义为最终衡量标准。《异义》与《白虎通》在裁断经说、融通今古的经学方向上高度一致，体现出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今古文经学充满张力的共鸣。东汉学者删减章句、提倡通学，不断突破博士家法的垄断，涌现出一大批贯通群经、兼赅今古的博学之士，为经学一统奠定了学术基础。正如任继愈所言：经学是一个时代思潮。《白虎通》亦不例外，诸儒依据阴阳五行之理，参之以谶纬之义，将天干、地支、律吕、四季、五方、五声、五帝、五神、五精、十二月、八音、五性、五脏、五色、五候、五府、六情、五谏、五瑞、五祀、五臭、五经等类比统合，展现出集大成式的天人秩序。深言之，这一雄心壮志可以上溯至孔子。

可以说，《说文》对经学一统的新尝试，最终体现在许慎对汉字部首体系的整理与建构之中。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不仅鼓励专经之学的独立发展，更在整体上建立起囊括群经的通学格局。

这种扶进微学，尊广道艺的政策方向，体现出两汉博士制度内在的通学精神，与西汉后期的博士门户形成了鲜明差异。3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7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许慎是汉代形训的集成者与规范者，《说文》形训体现出双重之正——既以小篆正隶书之名，亦以汉字正声训之名。在白虎观会议上，魏应承制提问，诸儒围绕五经异同展开辩论，得出结论后由淳于恭覆奏，再由章帝亲自定论，体现出经说裁断的权威性。

由于《说文》与经学的紧密关联，这一体系也是汉字—经义的整体秩序。我们认为，《白虎通》不是今古文之争的产物，而是东汉王朝敉平师法章句带来的经学分裂，自通学以重建经学一统的中心环节。33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15上，第317页。以小篆正隶书之名，意味着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挑战。

此外，《白虎通》中多引纬书为证，亦反映出以谶记正五经异说的时代风气。立足古文以建立通学，因通学而不拘于今古文畛域，从而对今文经学兼收并蓄，这是许慎经学的内在逻辑。

或以三家《诗》为引经中之本字。27 叶国良：《论许慎经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经学》第8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异义》既是对《白虎通》的经学挑战，更是基于古文经学的、重建经学一统的新尝试。叶国良指出，孟氏《易》当为今文，许慎之所以不取古文费氏《易》，是因为费氏仅仅根据《彖》《象》《系辞》等解说经文大意，缺乏对《周易》的训诂说解，无法满足《说文》引经解字的需求【27】，这一解释更为可信。

如《书·盘庚》：弔由灵。【24】那么，许慎能否克服这一缺陷，在两汉经学的一统之道上更进一步呢？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两汉经学史上，董仲舒把对大道的探求拓展到天人古今的宏阔视域，只有建立起贯通天人、囊括古今的经学秩序，才算彻底把握了道之所在。《春秋繁露》以民之所往解释王道，以不失其群解释君道，以事解士，以瞑解民，都是典型的义理声训。

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那些认为许慎对今文经学愤世嫉俗、具有难以调和的斗争精神的观点，恐怕难以涵盖许慎经学的全貌。

尽管如此，其经学仍深刻影响了东汉经学的整体方向。《异义》与《说文》的不同待遇，折射出现代学科划分给经学研究带来的影响与困境。

（《后汉书·章帝纪》）【4】这份诏书具有三重内涵：首先，章帝回顾了武帝、宣帝以来博士制度的沿革，强调尊广道艺的经学政策。自征引人数而言，古文与今文不分轩轾，仅多出2人而已。